军工企业税收政策调整的实务挑战

树英律师:北京庄和律师事务所主任,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学士、工商管理硕士,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,疑难案件论证中心主任,企业合规师,潍坊仲裁委、中卫仲裁委、玉林仲裁委仲裁员,北京多元调解中心调解员,中国政法大学等多所院校校外导师、兼职讲师,北京市律师协会刑诉委委员。
执业领域:企业合规法律顾问、刑事辩护。刑事方面,通过把握刑事案件办理过程中各个环节的辩点和策略,实现当事人重罪转轻罪、轻罪轻刑、疑罪从无的辩护。主办过多起合规案件、反舞弊案件、重大疑难交叉案件,通过专业沟通,风险把控,系统操作,运用法律武器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,取得了显著的效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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军工行业因其显著的特殊性与战略重要性,长期以来在税收政策上享受特殊安排。2022 年前,军品普遍适用增值税免税政策,使得军工企业涉税业务相对较少,税务风险处于可控范围。然而,随着军品增值税免税政策的取消。整个军工行业业态与供应链体系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。政策调整当年,经我司严谨测算,仅现金流受影响金额便高达2亿元,尚不包含对企业利润的影响。与此同时,税务机关与经费管理部门、社保部门间的信息协同监管不断深化,军工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均面临着巨大的合规压力。
对于军工国企而言,尽管其涉税合规性基础相对扎实,但甲方(军方)业务流程的调整成为关键所在。在历史中标项目进入阶梯验收或后评价阶段时,由于政策变动,企业需补正税款并开具相关票据;而在新项目询价环节,军方已将含税价与不含税价纳入成本核算体系,这一系列变化推动着军工企业管理逻辑向市场化税务规则加速转型。
一、税收优惠政策应用的现实矛盾
作为科研院所型高新技术企业,我司成本构成中研发支出占比高达 90%。然而,在享受税收优惠政策过程中,面临着诸多难以调和的矛盾。
(一)监管强化与政策落地的冲突
一方面,税务机关积极鼓励企业充分应用税收优惠政策,以激发企业创新活力;另一方面,严格的后续稽查机制又使得企业在政策应用时不得不采取审慎态度。以一军工企业为例,曾基于风险考量主动放弃研发费加计扣除优惠,但近两个年度却被税务机关要求强制申报。这就要求企业在享受政策红利的同时,必须精准平衡合规风险,在政策适用尺度的把握上如履薄冰。
(二)专业能力与政策需求的错配
受军工行业特性影响,产业链上下游合作关系相对固定,这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企业纳税筹划空间。此外,多数军工企业缺乏专业的税务团队,难以支撑复杂税收政策的精准应用。尽管当前行业正在积极研讨 “低风险场景下的政策落地” 方案,但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和规范,尚未形成可复制、可推广的标准化路径,导致企业在实际操作中依然面临诸多困惑。
二、军费税收逻辑的实操争议
军品业务资金本质上来源于国家军费预算,其流转链条呈现出独特的闭环特征,形成 “预算拨款 - 税收征缴 - 财政归集” 的完整流程:财政部门通过军费预算向军工企业拨付资金,企业在业务开展过程中产生增值税等税款,而这些所缴税款最终又通过财政归集回流至国库。然而,这一模式在实际操作中暴露出 “双重征收” 的争议。
军费作为财政性资金,本质是国家以预算形式对军工领域进行资源配置。对该类资金产生的业务征收税款后又回归财政,相当于对同一资金流实施 “拨付 - 征税” 的双向操作。在这一过程中,征税主体(税务机关)与纳税主体(军工企业)间形成逻辑闭环,不仅大幅增加了企业的合规成本,还产生了财政资金空转效应。这种不合理的状况亟需从政策设计层面入手,建立军费预算与税收征缴的协同机制,从根源上破解这一结构性矛盾。
面对当前困境,军工企业需要思考如何在税务机关要求强制享受优惠政策的前提下,通过完善合规管理体系有效降低稽查风险;同时,在甲方、乙方合作关系相对固定的场景下,探索提升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政策应用效率的有效途径。目前,行业正通过跨单位研讨积极探索解决方案,重点聚焦政策适用的标准化流程建设与风险防控体系搭建,力求实现政策红利充分释放与企业经营稳定发展的有机平衡。未来,军工企业还需持续关注政策动态,加强与税务机关的沟通协调,不断提升自身税务管理水平,以更好地应对税收政策调整带来的挑战 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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