串通投标罪的主体、共犯及犯罪形态认定

树英律师：北京庄和律师事务所主任，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学士、工商管理硕士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，疑难案件论证中心主任，企业合规师，潍坊仲裁委、中卫仲裁委、玉林仲裁委仲裁员，北京多元调解中心调解员，中国政法大学等多所院校校外导师、兼职讲师，北京市律师协会刑诉委委员。

执业领域：企业合规法律顾问、刑事辩护。刑事方面，通过把握刑事案件办理过程中各个环节的辩点和策略，实现当事人重罪转轻罪、轻罪轻刑、疑罪从无的辩护。主办过多起合规案件、反舞弊案件、重大疑难交叉案件，通过专业沟通，风险把控，系统操作，运用法律武器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取得了显著的效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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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被告人包括武汉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、该公司职员陈某某等 4 人，以及湖北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某。2013 年 1 月至 4 月，6 名被告人与朱某、吴某国等（另案处理），在某市两项工程招投标中，通过串通报价、租借资质等方式排挤竞争，非法获利超 100 万元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工程一招投标：朱某等人与李某共谋后，租借 16 家公司资质投标，由朱某一方支付保证金及资质费，李某团队编制投标文件，并通过修改加密狗号、机器码等技术手段掩盖串标痕迹，使 3 家租借资质的公司分别成为三标段中标候选人。后因交易管理部门查实串标，该工程中标结果被撤销并重新招标。

工程二招投标：吴某国为承接工程，与李某、李某某合作，租借 7 家公司资质投标，沿用上述资金流转及文件编制模式，最终使某租借资质公司中标（实际控制人为吴某国）。

被告人对指控事实均无异议，法院经审理后作出判决，6 名被告人均构成串通投标罪，结合其从犯地位及认罪态度，分别判处缓刑、罚金或免予刑事处罚，判决已生效。

一是出借单位不知情时，行为人掌控多单位围标能否认定犯罪；二是行为人之间的协同行为是否构成共犯；三是未实际中标时犯罪形态应认定为既遂还是未遂。

（一）串通投标罪的主体认定

根据刑法规定，串通投标罪的主体为特殊主体，仅限招标人与投标人。但工程招投标领域资质出借普遍，常出现 “一人操控多单位投标” 的 “围标” 情形，导致主体认定复杂化：

无争议情形：若出借资质单位明知借用者用于围标仍配合，出借者与借用者均构成串通投标，实务中对此无分歧。

争议情形：出借单位不知情或无证据证明其知情时，行为人单独掌控多单位围标的主体资格认定。本案中，法院明确持肯定态度 —— 此类行为本质是通过操控多个 “名义投标人” 排除竞争，比传统的投标人之间串通更具隐蔽性与危害性，依据 “举轻以明重” 原则，应认定行为人具备串通投标罪主体资格。

（二）串通投标罪的共犯认定

串通投标罪多以共同犯罪形式存在，传统共犯表现为投标人之间或投标人与招标人之间的协同，但本案涉及 “投标人与非投标人” 的协同，需结合行为实质判断。根据《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第四十条明确，“不同投标人文件由同一单位 / 个人编制”“投标文件异常一致” 等情形，视为相互串通投标，为共犯认定提供了行政法层面的参照。

本案中李某作为软件公司法定代表人，其团队受授意制作差异化标书、修改技术参数，行为体现公司共同意志，构成单位犯罪，与实际投标人（如吴某国）形成串通合意。李某某以个人名义协助借用资质、流转资金、收取费用，其行为独立于单位意志，以自然人身份与软件公司、实际投标人构成共同犯罪。

法院指出，在实际投标人已被认定有罪的前提下，上述协助行为因与串标结果存在直接因果关系，符合共犯构成要件，应认定为从犯。

（三）串通投标罪的犯罪形态认定

串通投标罪属于情节犯，需达到 “情节严重” 才构成犯罪，目前尚无司法解释明确 “情节严重” 标准，仅可参考公安机关立案标准，而情节犯是否存在未遂，实务中存在争议：

未遂说：认为本案中工程一未实际中标，串标行为未完成，危害后果未最终显现，犯罪目的未实现，应认定为未遂。

既遂说：认为串标罪的既遂标准是 “完成串通投标行为并排除竞争”，而非 “实际中标”。本案中，李晖团队已完成资质租借、文件编制、技术伪装等全部串标行为，且涉案标书已进入评标环节，客观上排挤了其他投标人，损害了招标秩序，犯罪行为已实施终了，符合既遂要件。

法院最终采纳 “既遂说”，明确：只要行为人完成串通投标的核心行为，对招投标公平秩序造成实质侵害，即便未实际中标，仍应认定为犯罪既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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