玩忽职守罪追诉的时效问题简析

树英律师：北京庄和律师事务所主任，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学士、工商管理硕士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，疑难案件论证中心主任，企业合规师，潍坊仲裁委、中卫仲裁委、玉林仲裁委仲裁员，北京多元调解中心调解员，中国政法大学等多所院校校外导师、兼职讲师，北京市律师协会刑诉委委员。

执业领域：企业合规法律顾问、刑事辩护。刑事方面，通过把握刑事案件办理过程中各个环节的辩点和策略，实现当事人重罪转轻罪、轻罪轻刑、疑罪从无的辩护。主办过多起合规案件、反舞弊案件、重大疑难交叉案件，通过专业沟通，风险把控，系统操作，运用法律武器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取得了显著的效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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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键词：玩忽职守罪；追诉时效；起算点

公安干警甲因玩忽职守，在立案后未对涉嫌故意杀人的犯罪嫌疑人乙采取追逃措施，导致乙长期在逃。5 年后，甲调离原工作岗位；直到 18 年后，因被害人家属举报，司法机关才对乙启动追逃并将其抓获，随后针对甲的玩忽职守行为启动刑事程序。此时，距甲实施玩忽职守行为已超 23 年，关于该行为是否超过追诉时效，各方产生明显分歧。

（一）观点一：以不作为终了之日为起算点

持该观点者认为，依据我国《刑法》第八十九条 “追诉期限从犯罪之日起计算；犯罪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，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” 的规定，甲的玩忽职守表现为 “未采取追逃措施” 的不作为，且该不作为状态始终持续。由于甲始终未履行追逃义务，其不作为行为并未终了，因此追诉时效应从不作为行为停止之日起算，本案未超过追诉时效。

（二）观点二：以危害结果凸显之日为起算点

该观点主张参考 2003 年《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》（以下简称《纪要》）的规定：“玩忽职守行为造成的重大损失当时没有发生，而是在行为之后一定时间发生的，应从危害结果发生之日起计算追诉时效。” 在本案中，甲的玩忽职守行为虽发生于 23 年前，但直至被害人家属举报后，其行为对司法机关公信力造成的恶劣影响才得以凸显，属于 “行为与结果间隔发生” 的情形，故追诉时效应从危害结果明确之日起算，未超过时效期限。

（三）观点三：以职责终止之日为起算点

此观点提出，甲在玩忽职守行为发生 5 年后调离原岗位，工作职责的变更导致其不再负有对乙的追逃义务。既然甲已无履行该职责的可能性，其玩忽职守行为应视为随职责终止而结束，追诉时效应从甲调离工作岗位之日起算，至今已超法定时效。

当过失犯的行为与结果同时发生时，追诉时效的判断相对简单，而本案中 “行为与结果间隔” 的情形具有代表性，需从以下两方面展开分析：

（一）行为与结果间隔时：以结果发生为起算点

玩忽职守罪以 “致使公共财产、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” 为构成要件，该危害结果并非 “客观处罚条件”，而是体现行为违法性的核心构成要件要素。参考《刑法》第一百三十七条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（“违反质量标准” 与 “重大安全事故” 常存在间隔）的认定逻辑，对于结果为构成要件要素的过失犯罪，追诉时效应从结果发生之日起算。

这一认定标准并非对过失犯罪的过度苛责：一方面，行为人实施过失行为后，便负有避免危害结果发生的义务；另一方面，结果延迟发生的时间越长，行为人履行避免义务的机会越充足。若行为人在充足时间内仍未采取补救措施，以结果发生日为追诉时效起点追究其责任，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。

（二）结果持续发生时：以结果确定之日为起算点

《纪要》虽明确 “以结果发生为起算点”，但实践中部分危害结果具有持续性，并非瞬时发生，需明确 “结果发生” 的具体认定标准。例如，渎职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，不能以 “债务人出现周转困难” 为起点，而需以 “债务人被宣告破产”“债务人潜逃失联” 等法定情形，作为损失确定的标志。

回到本案，甲未采取追逃措施导致乙在逃，不能将 “乙开始在逃” 视为结果发生，而应以 “基本丧失追踪乙的可能性” 作为结果确定的节点。从案件事实来看，乙虽长期在逃，但司法机关最终仍将其抓获，说明并未丧失追踪可能性，因此追诉时效尚未开始起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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