哈萨克斯坦合同执行困局的司法体系症结与实操障碍

树英律师：北京庄和律师事务所主任，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学士、工商管理硕士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，疑难案件论证中心主任，企业合规师，潍坊仲裁委、中卫仲裁委、玉林仲裁委仲裁员，北京多元调解中心调解员，中国政法大学等多所院校校外导师、兼职讲师，北京市律师协会刑诉委委员。

执业领域：企业合规法律顾问、刑事辩护。刑事方面，通过把握刑事案件办理过程中各个环节的辩点和策略，实现当事人重罪转轻罪、轻罪轻刑、疑罪从无的辩护。主办过多起合规案件、反舞弊案件、重大疑难交叉案件，通过专业沟通，风险把控，系统操作，运用法律武器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取得了显著的效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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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键词：哈萨克斯坦；合同执行；实践困境

哈萨克斯坦合同执行面临的困境，核心症结在于其司法体系的制度性缺陷与司法人员专业素养的不足。

其一，司法人员专业培训体系存在短板。包括最高法院在内的各级法官，普遍缺乏对现代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理解与实操能力，导致法律适用偏差频发。深层原因在于，法官群体仍受苏联时期法律逻辑的惯性影响，对理念截然不同的市场导向法律制度缺乏充分适配。

其二，司法机构内部的职能划分不合理，进一步加剧了合同纠纷解决的复杂性。哈萨克斯坦法院系统明确划分民事审判庭与经济纠纷审判庭，前者侧重处理个人民事争议，后者负责商业合同纠纷。但从法理而言，无论自然人之间的买卖纠纷，还是企业间的供货合同争议，本质上均属民事法律关系范畴，理应统一适用民事法律体系。现行体制下，仅因当事人主体性质不同，便适用差异化的程序法与审理机制，严重违背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原则。

此种制度乱象的形成具有深刻历史渊源。苏联时期，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多为自然人之间的家庭或个人财产纠纷，彼时不存在私有生产资料与私人企业，国有企业等经济主体间的争议则由国家仲裁机关处理。这类仲裁机关本质上属于行政分配机构，其“裁决”依据并非合同法原理，而是国家计划指标。

哈萨克斯坦独立后，该国家仲裁制度因无法适配市场经济需求被废除，其机构整体并入普通法院体系，由此催生了“经济纠纷审判庭”。但遗留问题十分突出：原仲裁法官未能系统掌握市场经济下的合同法规则，而民事审判庭则延续传统狭隘职权范围，缺乏处理经济性纠纷的实践经验。

这直接导致司法系统整体未能充分践行《民法典》的核心要义，反而倾向于援引各类单行特别法——即便此类法规与《民法典》存在冲突。这种做法无视《民法典》本应具备的体系统摄功能，严重削弱了其在统一民事法律秩序、保障合同安全方面的核心价值。

除法院审理效率低下外，哈萨克斯坦合同执行还面临多重实操障碍。首先，执行程序繁琐且耗时漫长。尽管法律明确判决的可执行期限为三年，但实际操作中，当事人往往需历经多轮行政审批与司法复核，方能推动判决落地。这不仅大幅增加交易成本，更严重侵蚀了合同双方对法律救济机制的信任。

其次，执行力度存在显著地区差异。首都及大型城市的法院与执行机构资源充足，合同执行相对顺畅；而偏远地区因司法资源匮乏、专业执行人员短缺及技术支持不足，合同执行常出现长期拖延甚至彻底停滞的情况。这种不均衡现象迫使商业主体在选择合作伙伴或投资区域时，必须将司法效率作为核心决策依据，进而制约了整体经济活动的活跃度与公平性。

再次，司法机关对市场类法律的新型适用能力不足。尽管哈萨克斯坦已构建起相对完备的民法典体系，从理论上为合同自由与财产保护提供了保障，但司法实践中，部分法官仍习惯性援引特定行业法规或旧有行政惯例，而非坚守民法典基本原则——这一问题在跨境合同及复杂经济合同纠纷中表现得尤为突出。

综上，哈萨克斯坦合同执行的困境绝非单纯的法律文本问题，更折射出司法体系、行政程序与执法实践三者间的协同缺失。若不能通过制度革新、流程优化及人员培训提升执行效能，合同法在市场经济中的保障作用将大幅弱化，进而影响哈萨克斯坦吸引外资、推进商业合作的长远发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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