合同诈骗罪中排除意思的司法认定与适用规则

树英律师:北京庄和律师事务所主任,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学士、工商管理硕士,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,疑难案件论证中心主任,企业合规师,潍坊仲裁委、中卫仲裁委、玉林仲裁委仲裁员,北京多元调解中心调解员,中国政法大学等多所院校校外导师、兼职讲师,北京市律师协会刑诉委委员。
执业领域:企业合规法律顾问、刑事辩护。刑事方面,通过把握刑事案件办理过程中各个环节的辩点和策略,实现当事人重罪转轻罪、轻罪轻刑、疑罪从无的辩护。主办过多起合规案件、反舞弊案件、重大疑难交叉案件,通过专业沟通,风险把控,系统操作,运用法律武器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,取得了显著的效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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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合同诈骗罪主观要件认定是司法实务难点,核心症结在于非法占有目的中排除意思的界定与证明。排除意思包含层级递进的骗取意思与拒不返还意思,前者依托合同欺骗行为打破权利人占有状态,后者体现永久非法占有财物的主观心态。本文通过厘清双层意思的认定标准,区分民事合同纠纷、合同欺诈与刑事诈骗的边界,构建阶层化、类型化、整体性、全链条的司法证明规则,为规范合同诈骗罪裁判、破解主观要件认定困境提供实务指引。
关键词:合同诈骗罪;排除意思;非法占有目的
合同诈骗罪是刑事司法实践中无罪裁判率较高的罪名之一,实务中甚至形成侦查、起诉、审判环节办案审慎过度的非正常态势,制约了此类刑事案件的规范化办理,也不利于全面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。本罪司法适用的核心争议,集中于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与证明难题。刑法理论通说认为,非法占有目的的成立,需同时具备利用意思与排除意思。其中,利用意思的认定在实务中争议极小,准确界定、规范认定排除意思,是破解合同诈骗罪主观要件认定困境的关键。所谓排除意思,是指行为人通过欺骗手段取得他人财物后,拒不返还的主观心态,由骗取意思与拒不返还意思两大核心要素构成,二者层级递进、缺一不可。
骗取意思是排除意思的核心属性,彰显行为的“排除性”本质,核心是行为人通过欺骗行为打破原权利人的占有状态,建立自身对财物的非法占有,也是区分诈骗类犯罪与其他财产犯罪的关键。在合同诈骗场景中,骗取意思的外在表现为行为人借助合同载体,实施虚构事实、隐瞒真相的欺骗行为。实务中的欺骗行为可归纳为三类典型形态。一是虚构交易事项,通过伪造担保财产、投资项目、产权证明等虚假信息签订合同,致使被害人基于认知错误处分财物。二是虚构履约能力,刻意隐瞒自身缺乏货源、资金、技术、人力等核心履约条件的事实,让被害人误判其具备履约资质。三是虚构履约意愿,行为人无真实交易需求,通过伪造交易身份、多次实施同类违约诈骗行为等方式,主观上自始无履约意图。认定骗取意思时,需严格把握因果关系,只有欺骗行为直接致使被害人产生认识错误并处分财物,才能认定该意思成立;对于被害人自陷错误、行为人事后欺骗等无因果关联的情形,应当直接否定骗取意思。
拒不返还意思是排除意思的本质内核,体现行为的“永久性”特征,即行为人具有永久非法占有涉案财物的主观心态,核心功能是区分“骗得”与“骗用”行为,划定罪与非罪的边界。行为人骗取财物后具有拒不返还意思的,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诈骗行为;仅临时占用、具有返还意图的,仅属于骗用行为,不成立合同诈骗罪。该意思的认定需结合财物处置方式、履约表现、违约后的补救行为等综合研判,主要分为两类情形。一是客观上拒不返还财物,包含隐匿型与消耗型两类:隐匿型表现为转移、藏匿资金财物、虚假破产、携款潜逃、隐匿销毁账目等“有财不还”行为;消耗型表现为挥霍财物、将资金用于违法犯罪、资金未投入生产经营、借新还旧等导致财物灭失、无财不还的情形。二是拒不提供有效担保,在无法返还财物的前提下,拒不提供价值合法、可快速变现、能够有效弥补被害人损失的担保,可直接推定其具有拒不返还意思。同时需明确,替代性返还、迟延返还、返还有现实可能等情形,仅属于单纯占用行为,应当排除拒不返还意思的成立。
骗取意思与拒不返还意思存在层级递进关系。先审查骗取意思,再研判拒不返还意思,且二者均包含入罪与出罪双向评价维度,司法认定中需兼顾双向标准,避免片面入罪。基于排除意思的双层构造,可清晰实现合同纠纷、民事合同欺诈与合同诈骗罪的刑民界分。首先,无骗取意思的行为,整体属于民事范畴,其中被害人自陷错误、行为人事后欺骗的情形,直接认定为普通合同纠纷。其次,仅具备骗取意思、无拒不返还意思的“骗用”行为,属于民事合同欺诈;仅有拒不返还意思、无骗取意思的,仅为合同违约,归属于合同纠纷。最后,同时具备骗取意思与拒不返还意思,且存在利用意思的,可完整认定非法占有目的,符合其他构成要件的,依法成立合同诈骗罪。
排除意思的规范化认定,也为司法证明提供了清晰规则,可有效解决此类案件证明责任模糊、证明标准泛化的实务难题。其一,坚持阶层化证明,兼顾罪与非罪证据。依据双层意思的递进结构,全面审查入罪与出罪证据,合理分配证明责任,杜绝片面采信有罪证据。其二,坚持类型化证明,构建精准证据体系。针对两类意思的不同行为类型,分类固定证据,摒弃单纯以“无履约能力”推定诈骗的片面裁判思路。其三,坚持整体性证明,全面核查案件事实。立足合同全部约定内容与案件整体事实,杜绝截取片面事实、碎片化认定行为。其四,坚持全链条证明,结合交易全程研判。紧扣合同签订、履行全流程,以案发节点为重要判断依据,核实行为人关于履约不能、迟延履约、可返还的各类辩解,逐一查证真伪,确保主观要件认定客观公允。

编辑:崔仁杰
审核:杨树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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